我似乎在专业上充满着对室友们积累的羡慕,是恐惧还是说没有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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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投毒者自白:不计后果伤害别人不是我的底线

本科第五年,学校申请告一段落,似乎要开始一段未知的生活,充满着不满意、未知和恐惧,似乎就像高考结束等待进入复旦之前的惶恐,所以觉得可能是时候反思下自己浑浑噩噩迷迷糊糊的5年复旦生活,一个普普通通的复旦文科生的生活。没喝酒、没熬夜,写下来的可能有些克制;尽管是中文系的准毕业生,却也不会像别人的毕业总结那么有趣感人,因为我别说代表一个普通的复旦文科生,可能我连自己都代表不了。所以我能做的只是在现在的精神状态下戴着有色眼镜回忆自己的复旦生活,仅此而已。

《面对面》——林森浩:投毒者自白复旦投毒案本周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首度接受专访,拨开命案背后的性格迷雾林森浩:不计后果伤害别人身体这种行为,在我这里不是我的一个底线。欢迎收看面对面。周二,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10个月前,被告人林森浩,一位医学院硕士生,将剧毒化学试剂注入寝室饮水机中,致室友黄洋中毒身亡。之后的10个月,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这个高材生身上,寻找着关于他的蛛丝马迹,希望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让他痛下杀手?宣判之前,经他本人同意,林森浩接受了我的专访,这是他事发后第一次接受采访。2014年2月18日8时许
上海闸北区中山北路下雨街景
法院外景上海今天是阴有雨,雨量可到中到大雨……2月18号,本周二早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C101法庭内外,尽管聚集着众多旁听者和媒体记者,人头攒动,但并不能消减当天清冷的气氛。被告人林森浩,
这位10个月前变得众人皆知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将在10点多走进法庭,等待一审宣判,为发生在他和室友黄洋,两个医学高材生之间的投毒命案,划上一个暂时的休止符。宣判之前,经由本人同意,林森浩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记者:如果从4月开始,你进看守所到现在,10个月的时间了,可能对你来说,这是一段比较难以消化的一段时间,因为一开始你是从复旦大学的学生,然后到了看守所里,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待着宣判,这10个月,你怎么消化的?林森浩:一直在看书。记者:看什么书?林森浩:主要多看一些文学经典。记者:为什么选择这些方面的书?林森浩:因为我觉得我以前读那些理工科的太多,这方面读得太少。记者:你觉得是你欠缺,所以才读吗?林森浩:对,我感觉我的思维有点太直。记者:什么叫直?林森浩:就是不懂拐弯。有时候不考虑事情的后果,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包括说话做事可能比较直记者:人生,你觉得直好,还是说需要拐弯,有的时候比较好?林森浩:有些事情有时候太直就会容易产生这样的事情。命案发生在2013年4月1号,愚人节。年轻人喜欢在这天互开玩笑,依靠欺骗以换得娱乐。但复旦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黄洋,在这天早上喝下掺有剧毒化合物N-二甲基亚硝胺的水,直到15天之后中毒离世,也没能从自称“闹着玩”的室友林森浩那得知事实真相。一个所谓的玩笑,就在人性幽暗的通道中茫然四顾之后,没能找到光明的出口,在黑暗中以一出悲剧收场。记者:现实的残酷性,就在于一切发生了,它就好像用钢笔在白纸上写了一行字,可能就没法再擦掉了,可能你在看守所里的这10个月,我在猜想,你可能每天都在想,如果这件事情可以重来,我会怎么做?林森浩:前面一个月这么想,到后来得知这个受害人死掉之后,我基本上不想了。我是4月12日,11日被带到派出所,一直没出来过,他好像是17日还是16日死掉的,我那时候到4月21日,从我律师口中才知道他死掉。记者:你知道他的死讯,你心里?林森浩:当时嘭脑袋空白,然后就什么事情不想。记者:在不知道黄洋的死讯之前,你什么心态?林森浩:我一直还想着,他们能不能和解。记者:你们俩之间?林森浩:就是他父母那边,谅解我这样,得知死了基本上就不会这么想了。记者:你嘭一下是为自己还是为他?林森浩:说不出来,真实情况就是说不出来。头脑中这“砰的一下”,似乎是案发至今,林森浩的表述中,与冷静、理智相去最远的一刻。多数时候,谈及那起亲自投毒的命案,他表达精准,情绪克制,会用“受害人”来称呼曾经的室友黄洋,像在讲述别人的经历。但他的老师、同学、亲人,都无法平静。他们无法想象,是什么样的动机让林投下剧毒,把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苑20号楼421室,这间寝室里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室友,推向死亡边缘。记者:2011年8月你和他住在一起,有两年多的情分应该说是?林森浩:对。记者:你们两个之间是一直相处比较和睦,还是说一直彼此看不顺眼,是哪一种情况?林森浩:也不是说看不顺眼,就是不铁。记者:不铁?林森浩:比如说你这个性格跟我这个性格,好像就不是能够成为好朋友的那种,但是普通同学我们肯定是做得来的记者:我如果用相安无事来描述你们之间的相处,可以吗?林森浩:基本上可以。如果性格相投,林森浩和黄洋会是不错的室友。两人经历相似,出生在普通家庭,通过努力,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攻读硕士研究生。两人都堪称“学霸”。2010年,林森浩本科毕业时,免试入读复旦医学院,曾获得复旦2012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他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3篇,其中5篇都是第一作者。而完成学业标准,只需要一篇。同样,黄洋不仅成绩优异,还是校内辩论赛最佳辩手,西藏支教志愿者领队。案发前,他还以笔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医学院博士复试名单。但在性格上,他们恰处在两端。林森浩沉默严谨,黄洋善于表达。一个阴郁,一个阳光。在这间狭小的寝室内,性格对撞,两人相处地并不算愉快。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点看不惯,比如说他可能觉得我这个没什么生活情调,我可能觉得他有点自以为是,就这样。记者:你们平时更多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交流,交流得多吗?林森浩:交流得更其他同学相比不多,但是肯定是有交流,不会说导致我要去把他弄死。记者:作为同一个屋檐下的同学,到底有什么样的矛盾,或者说彼此之间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会让你想到用这样一种方式对他?林森浩:你们外界不是普遍认为我妒嫉他博士考上了吗?记者:这是外界,真实的呢?林森浩:真实,其实我跟他之间没什么矛盾。记者:那更是问题了,在没有矛盾的情况下,为什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想到用那样一种剧毒的化学试剂?林森浩:我后来回想这个事情,我会去做这么一件事,应该原因不在于黄洋上面,还是我自己个人没有把这个负面情绪调整好林森浩的同学认为,黄洋性格外向,骄傲,说话有时带刺,有可能刺伤过林的自尊。两人在2012年年底,就互删QQ,在网上绝交。而拼凑过往的生活碎片,林森浩并不太擅长处理负面情绪。在网络上,他就曾用极具攻击性的语言辱骂自己的同学、公共人物。据林森浩的同学回忆,在本科时,他因跟同学争执,连续发了十几条恐吓短信。实习期间,因为和同事口角,他也在网上破口大骂,用得都是些难以启齿的脏话。2013年3月,临近毕业,林森浩在继续读博和就业之间彷徨。最终的选择,是到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超声科。这个被很多人简单称为做B超的科室,并不能满足林森浩从事临床医学的愿望。他在微博上说,“其实就一份工作,无须纠结。举棋不定者浪费时间扼杀生命。”林森浩:就是那段时间我的整个情绪就很燥,而且那一段时间没有事情干,论文什么的也写好了,在同学里面相对来说我是很闲的,工作也找好了,在学校还有两个月。记者:那个时候应当比较安心,怎么会比较乱呢?林森浩:那段时间跟黄洋发生了一个事情。我在上床睡觉他边玩儿游戏,一直把脚这样,在床上这样来回做这个动作,发出沙沙的声音,我说哥们,你轻点,没想到他冲了我句话,他说我没动啊,我当时就很愤怒,很愤怒,愤怒一直在心里,就情绪很浮躁。负面情绪在林森浩身上集聚。3月30号晚上,因为黄洋的一个玩笑,那根越绷越紧的线,逼近到了断裂的临界值。林森浩:那天就发生了这个事。我在对面寝室里玩游戏,然后我旁边就站了一个同学叫付林元,黄洋这个时候回来了,基本跟平常一样,笑嘻嘻地说,愚人节要到了,要不要整人,然后边说还边拍了付林源的肩膀,很得意的样子,我当时看着心里很不顺眼记者:为什么不顺眼?林森浩:当时那个很得意,一直猛拍付林元的样子,让我当时很不顺眼。记者: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在愚人节想玩一玩,开个玩笑为什么你觉得是不顺眼的?林森浩:我当时就想着,你要整人,我就来整整你。记者:你觉得他说的整人目的是你吗?林森浩:不是我。记者:那为什么他又不整你,你要整他?林森浩:当时就这样让我看着不顺眼,就想着整整你。记者:那怎么去整他?林森浩:因为我3月29日,我就跟一个同学叫吕鹏,后来他转博了,他约我去当他的实验志愿者,我说好,他实验的所在地,就是我两年前做实验的所在地,那个地方就我那个药所以我就一下想到了拿这个药去整黄洋。这个药就是N-二甲基亚硝胺。在危险化学品目录上的编号为61735号试剂。正常情况下,危险试剂的使用计量和剩余药剂都会得到严格监管。但在去年3月31号下午,林森浩将实验室中仅存的75毫升的药剂全部带走。这是致死剂量的30倍。林森浩:那天晚上,我就回寝室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个水桶里面没什么水,我当时就想到了去倒到这个水桶里面。记者:这个水当时有多少?林森浩:我后来记得也不是很清楚,应该几百,100、200毫升,不多。记者:不多。林森浩:对。记者:你取了多少化学试剂倒在了这个桶里面?林森浩: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进去的化学试剂应该是不多的。就是说一开始,我虽然倒进去了,但是实际上我的注射剂没有注进去,而且最后我扔完垃圾之后,还把那个水弄掉了,然后用我的矿泉水接了水把它冲掉。记者:如果科学或者说是这个医学方面的推算,你倒入的那些剂量,会使人发生什么样的反映?林森浩:不知道。记者: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剂量有可能导致他巨大的不适,甚至死亡,当时。林森浩:那肯定没有想到。记者:这种化学试剂,它的毒性因为你做过试验,你是心里有数的是吧。林森浩:我知道它对肝脏有损伤。记者:有多大的损伤?林森浩:可能导致死亡,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记者:是没有想到,还是不知道,还是没有把握?林森浩:没想到。实际上我也没有把握。记者:你没有把握。林森浩:对。记者:你是一个学医学的学生,怎么会做这么一个没把握的事情呢?林森浩:跟我刚才说的那个值有关系。记者:也就是说不计后果。林森浩:对。但根据检方的指控,林森浩对N-二甲基亚硝胺可以说再熟悉不过。秦汉钧在他题为《超声弹性成像评价肝纤维化的实验及临床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等文章中,林森浩明确地写道,二甲基亚硝胺是一种具有肝毒性,基因毒性和免疫毒性的化学物质,由此可见,林森浩对二甲基亚硝胺的基本毒性以及它能够导致生物体肝功能衰竭,直至死亡的认知是明确而又清楚的。为了完成论文,过去三年多,林森浩需要反复进行动物实验。完成实验后,大鼠要被带回处死。处置方式残酷,需要实验者用双手拉断大鼠脖颈,之后进行解剖。根据论文中提及的数量分析,林森浩处置的实验大鼠近千只。他对此的纪录也从“我必须克服恐惧。我希望能成功地完成实验。愿老天保佑。”变成了“胆子要大,下手要狠”。记者:你毕竟用过大白鼠,小白鼠做过实验,你看到过当这个试剂进入生物身体之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反映在你预测效果中的后果应该是什么?林森浩:就是他可能难受。记者:什么叫难受。林森浩:我当时想大得难受就是肚子不舒服,或者不适,就是不适,具体其实让我想我也没有去想。记者:就是从你下毒的那一刻开始,您当时密切关注了整个事态的变化。林森浩:对。记者:因为即便是小白鼠,大白鼠的话,你作为实验者也是要密切关注的,那黄洋在喝了你下过试剂的水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你是在密切观察吗?林森浩:前面没有。记者:为什么没有?林森浩:就是因为他真喝的时候,就没咽多少。记者:你感觉?林森浩:对,我在床上睡觉,他喝水有个动作,用这个白色的杯接一点,咚咚嚼一下,喝一点,那天早上他是这样说,就这样喷到地上,然后强咳,想把口中的东西吐出来,我当时想这应该没什么事。记者:你总是在从你这个角度,主观的视角来看,你觉得应该没事,你觉得他喝下去应该很快就好,那事后你怎么看?林森浩:这就跟很多人对我的看法,这样的自我。就是在想问题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自我。记者:稍微有点自我。林森浩:自我应该是,我感觉对我这个人来说是很负面存在的,这个问题最关键还是在于没有考虑过。记者:这是你到了看守所以后意识到的?林森浩:其实我在外面也意识到了。记者:没想着去改变?林森浩:一直没想到怎么去改变。这个愚人节的所谓玩笑一直持续,黄洋在莫名的病痛中,一步步接近死亡边缘。记者:我就在想,实际上你有更改的这个机会的比如说在他没有喝之前,你可以跟他说先别喝,这是一个机会。另外一个当他喝了以后,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你可以直接对症下药的治,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而且就在他身体发生反映以后,进入医院做B超,是你做的。你应该说刻意的隐瞒了身体的不适为什么没有去及早的更改自己的错误?林森浩:第一次机会就是在喝之前,那么我肯定不会做的。因为我投完之后,他不可能喝的。结果他喝了。第二个机会,就是我在4月2日的中午回宿舍我本来平时中午都不回宿舍的,我都在医院里度过的。记者:为什么回?林森浩:因为他知道这个水桶是有问题的,回去就是让他来质问,你有没有动了手脚了。记者:你等着他来问你。林森浩:当时那天回来他没有问我,他根本没有怀疑到我。进来他就直接跟我说,这个水的味道,有点像消毒水的味道,下午我能不能到你们科去看看,所以这个机会我没有把握住。记者:你为什么没有把握住?林森浩:他没有质问我,那我就想你没有质问我,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记者:你观察他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他有什么不适了吗?林森浩:那个真没有。然后下午来找我做B超,我就给他做了,做完之后当时还露了马脚,就没告诉他。记者:露了什么马脚?林森浩:他正好看胃,我看了他的肝脏。记者:那个时候他肝脏出了问题了?林森浩:然后我就讲话里面就多了这么一句,胃也没有问题,肝脏也没有问题后来我就自己瞒过去了。当晚,黄洋去往医院检查,化验结果显示肝功能出现损伤,但病因不明。就在黄洋住院的4月5号,林森浩在微博上说:“不安的社会,迷茫的人……带种的就来真的”。那时他刚刚看完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部台湾电影,改编自20世纪60年代台湾青少年真实的杀人事件,讲述失败的成长,残酷的青春。“出来混,就不要怕死”,林森浩在结尾写道。记者:小林你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是一个恶作剧能解释的吗?林森浩:初衷肯定是恶作剧,我当时就想着好像这个事情过一段时间会好,而且老鼠确实也是生龙活虎的,就是那天没死的老鼠生龙活虎的。记者:但是你刚才说的是没死的老鼠,有没有他的身体里面由于被注入了这样一个化学试剂,他死了的情况。林森浩: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有点自欺欺人,就是脑子里就不去想这个。但是可能我这个想法太幼稚。记者:幼稚在哪?林森浩:不计后果,毕竟就是把别人伤害别人身体这种行为,在我这里不是我的一个底线,就那种时间来说,本来应该每个人做事都有一个底线,你不应该怎么做。记者:为什么这么基本的问题,当你长到这么大,而且你的智商又这么高的时候,反而会没有具备?林森浩:不知道。其实我现在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学习的,就是你头脑里的底线,你做事的习惯方式,思维方式都是需要你学习的,除非你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在你的家庭环境那种强烈的反反复复的刺激到你头脑里从小就形成这种习惯,要是从小没有,那么你长大之后学习,必须是自己经过反复不断的强化。记者:你有吗?你有学习过吗?林森浩:我没有。4月12日,医院给黄洋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当天,林森浩被警方刑事拘留,他对投毒事实供认不讳。但坚称自己是开玩笑,并非蓄意杀害。这一点,让黄洋的家属感到不满。黄洋父亲:开玩笑,什么开玩笑,开玩笑怎么能拿毒药开玩笑的,任何说法都说不通4月16号,黄洋去世。在此后的一审当中,检方认为林森浩手段残忍,社会危害极大,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林森浩我的这个行为,导致了我同学黄洋的死亡,给他家庭确实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我罪孽确实是特别深重的,我对不起我父母将近三十年的养育之恩,但我一定会接受,法院给我的任何处罚。一审结束后的这个春节,对于黄洋父母来说,每时每刻都是煎熬。她说害怕回来回来提起这些事她都要伤心同样悲痛难忍的还有林森浩的家人。林森浩父亲今年过年,哎,不要提起了他要故意杀他的话,这个我到死我都不会相信的,我孩子这个人,心不会阴暗到那个程度,也不会歹毒到那个程度。这位父亲也读不懂自己的儿子了。一个曾亲手抄下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准医生。(我不得将有害的药品给予他人,也不指导他人服用有害药品。)也是一个站到了被告席上的杀人犯。记者:你是学医的,医生一开始西方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国有医者,仁心,仁术,这个概念你心里应该是扎根的你刚才跟我叙述的这一切,是在你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让你的同学,身体里面渗入到这么剧毒的,就是它有毒性的试剂,你不觉得这有点矛盾吗?林森浩:对。我也一直跟公安说我这个人矛盾。但是像我在医院里面,临床上我也呆了两年的时间,我的所作所为,说悲天悯人应该说当之无愧,但是我确实做了这个事情,做了这个卑鄙的事情,大大的矛盾。记者:你能解释吗,就是自己性格中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林森浩:我想想。解释不了。记者:想到未来吗?林森浩:没有,少,有肯定有,但是我不会深入去想。记者:为什么,是恐惧还是说没有去想?林森浩:没用,一想到我就觉得没用。记者:什么叫没用?林森浩:因为我感觉我要么死亡,就是被叛死刑,要么就是很长的刑期,到时候不是我的意志所能够决定的。记者:你觉得眼下有用的是什么?林森浩:有用的,不知道,我觉得需要的是一个潜移默化,是一个慢慢地,把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一些调整。记者:为什么要调整呢?林森浩:我觉得思维方式是我能力上能做的。记者:调整还有用吗?林森浩:假如活的话是有用,死亡了就没用。被告林森浩,因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宣判现场:旁听人员不要讲话,请将犯人带出法庭林森浩父亲:不服判决,我要上诉我只能说三个字,对不起,让他们把我忘了,把我忘了。那天在现场,林森浩至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看过一眼在旁听席上的父亲。哪怕最后他的父亲高喊着不服判决。有人说林森浩性格冷漠,但世上那么多性格冷漠之人,有几个会去害人、伤人呢?也许就因为有那道底线存在,尊重生命,不伤害他人,性格再冷再毒也还不会越过雷池。这道底线是1,其他的不管是学历、财富还是社会地位,也都是0。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个1的底线,那划上再多的0,恐怕也无济于事。更多阅读复旦投毒案被告人告白:对不起
愿父母忘了我复旦投毒案凶手父亲向受害人父母谢罪遭驱赶中青报:“复旦投毒案”只是极端个案复旦投毒案宣判:嫌犯表情漠然
对死刑反应淡定复旦投毒案被告人一审被判死刑复旦投毒案今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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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来复旦是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带着我们全班来复旦蹭各种讲座,心态自然和在复旦读书听讲座的感觉不同。那时候觉得复旦的讲座大概都被蒙上了神化的外壳,充满着对知识的崇拜。那时候我选的是清华的老师来谈《老子》的讲座,结束还会去要签名,现在想想似乎和听我们专业老师上课,拿他们的书求题字差不多。可惜的是晚上听朱维铮老师的元明之际睡着了,待后来到了复旦意识到朱先生的气场,可惜再也没听他老人家讲课的机会了。那时候晚上走在光华楼前面,看着光华楼天上标志性的鱼鳞云,大月亮和四周的光污染,瞬间觉得自己置身在时空之外,中二地觉得自己能和从古至今那么多人一起抬头仰望天空真是幸福。后来大概就是这种也感觉促使我进了复旦中文系。好吧,似乎我那年推荐也没啥专业可选,只有文史哲数理化。不过尽管现在我研究生正在要死要活的转行,但是让我重新选大概结果也一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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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友

前几天看到了有妈妈背着华二住宿生都有的住宿大礼包袋,送女儿开学,一下子觉得自己重回5年前,第一次进入复旦宿舍的样子。刚进复旦的时候觉得自己从上海最好的高中毕业,终于换个新的地方能试着舒展拳脚了,但5年的现实告诉我自己挖的坑自己早晚都要填。今年毕业刚好24岁,以前觉得自己什么都记得住,想把自己发生的一切都牢牢记下,今年开始觉得自己飞速的遗忘。我有两个坏习惯:一个是有了pad后不带手机出门;一个是记脸不记名字,结果现在5年中的脸也开始模糊起来。但是运气很好,我还记得第一次爬上五号楼的宿舍的情景,看到了东北的室友坐在椅子上,大家似乎也没那么尴尬的打了招呼。后来关于那年的寝室记忆还剩下室友衣架上一排颜色近似的格子衫,一把弹得不咋地后来越来越好的吉他和一把觉得自己弹得还挺好然后慢慢荒废的吉他,还有一整年的寝室打扫的A。模糊在遗忘边缘的都是美好的。那时候大家还没那么钻研,我似乎在专业上充满着对室友们积累的羡慕,感觉自己到现在也是凭着赤诚之心感动各类招生面试官而没静下心来学点什么。12级的中文系似乎所有人都是自招进来的,所以自然都各有一套:那时候上我导的文学原典导读,天天和室友们回寝室吐槽这群动辄发言稿几千字长篇大论的家伙;那时候大家还开朗健谈,愿意睡前夜聊,分享自己对课上各类“撕裂中”的女性角色的看法。一年内,运气很好,我们寝室所有人的GPA勉强还都是专业前十名。

但是5年,我们见证了出于理想和热情对文学的感知转化为专业而吝啬的文学评论。后来寝室人员变动,人来人往,不再多说。对我而言,我最开始非常希望向室友们学习,他们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更有对文学的激情、更加扎实……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开始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一方面大家分道扬镳,在自己的领域慢慢吃开;一方面是自己确实基础积累都不如他们……写诗写词固然羡慕,但是人各有志也不能强求。结果导致大家似乎仅仅成了生活中的照应,仅此而已。这种关系类似于前段日子我和朋友争论《帕特森》中的男女关系。电影中男女主无限妥协,让生活不断处在一种让步状态,难免会流露出日常性的尴尬,这种回避会导致关系的松动。同时,精神世界自然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精神空间,但如果精神世界完全得不到回应,似乎也是孤独的吧。如果说温柔体贴是维系感情的手段,那精神情感的独立与共享才是爱的来源和动力。所以大家慢慢都变成了孤独的夜行者,偶然遇到路上提着灯笼的盲眼人大家会相互拍拍肩膀各走各的路,反正我们也看不到无尽的高墙和灰土。

“一二九”

这个词复旦人一般都绕不开。回想中的第一年充满了正能量和自信,努力当好一个团委的小朋友,羡慕高大的部长们,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独当一面。能记得的大事件“一二九”算一个。学长学姐们都会以办过3-4届“一二九”为荣,自己也曾以这目标努力过,可惜大三上出国交流了,不过像我这样参加“一二九”却从没上过台的人应该不太多。

第一年“一二九”是一枚彻彻底底的小朋友,连副部长们都没认齐,却慢慢认识了这群努力的家伙。12年的“一二九”初赛是在相辉堂举办的。深秋的时候,作为小朋友的我,在相辉堂的上台口一次又一次传教一般给每个班级灌输着上下台顺序和注意事项,顺路和前排冻得瑟瑟发抖的紧张的姑娘们聊聊天,第一次觉得作为一个螺丝钉似乎也挺重要的。也会觉得一天的努力最大的回报可能是大家一起吃池上便当,然后一起羡慕着评委们的永昌和85℃。现在很难想象那时候活得那么那么简单,懂得少见得少欲望少,从历史、文学和电影里想象着整个世界的样子,建构着自己的乌托邦。从那以后,相辉堂准备翻修,直到17年,今年,终于开始动工了,然而曾经的最后一批在那里唱歌的人都毕业了。

第二年自然而然升为部助,带了几个“不幸运”的小朋友,遇到我这样想法多却不会PS不太会领导不太会执行的家伙,幸好他们似乎现在证明都成了叱咤风云的家伙,在各自的轨道上努力着,恭喜你们过得比我好。那年的“一二九”在正大举办,正赛晚上能记得的可能就是半夜的海底捞聚餐,然后和一群家伙去歌城,看着几个人做作业,清晨回复旦本部买早饭然后乖乖睡觉,那一晚感觉超级幸福。还有比赛早上上海下大雨,自己早早来到空荡荡的场馆,呆呆的站在舞台边,听着雨水打在体育馆顶的声音,想象着自己哪天能站在台上的样子,然后被“一起来挂旗子”这种声音拉回现实;还有每个队伍上台前,找到的那些个认识的人儿时的喜悦;还有散场的时候知道自己没机会再来“一二九”的失落和空荡荡的感觉,剧终人散永远都是这样吧。拆掉一切就作为告别的仪式吧,很遗憾自己作副部的时候没机会办一届“一二九”。全复旦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备受吐槽的红歌会,但是带着镣铐跳舞是我们能做的全部,而且那么多班级不也是从“一二九”之后才能称为一个班级的么?不是么?顺路一说,我每次似乎都在最接近舞台的位置,但是两年都没咋能看到微电影,没咋听唱了啥,也挺开心的。后来成了副部,却迎来了部门大改革,加上自己忙着处理交换的各种bug,也没能善终,不再赘述。五年后,很多人自然而然的走远了。作为个人畜无害的话唠我和很多人躺过光草、坐过光阶,谈人生万象似乎是常态。慢慢的,大家自然都各奔东西,留下的、在意的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失眠着要死要活着,总希望自己能Anycall一样。当然,那些不见的,想念的,愿你们在世界上也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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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大三上的交流改变了原来我的整个计划,半年在瑞典的生活中以为自己差点成了半个诗人,也习惯了孤独和懒散的冬天。在斯德哥尔摩,自己成了个家庭煮夫,虽然做饭超级难吃,但是没事就跑超市采购,还总去楼下的Joy那里蹭吃的;无聊了就穿越半个城市去游泳,喜欢阳光洒满泳池或是露天在温水泳池里看漫天飞雪,或者游泳到头晕眼花饿得半死去吃一整个subway然后站在地铁的通道听流浪的姑娘唱歌;家里待不住了要么去森林后的园子数冰上的鸭子,要么去老城数地铁惊飞的水鸟;还有大雪纷飞的夜晚带个pad离线导航摸到了同学家过圣诞节……日子总是不顺利的,但是不顺利总是会忘记的,那时候希望成为披萨店老爷爷一样70岁还有红红的脸和笑容。后来我们去了乐高乐园外面的车站晒太阳,见到了夜幕下的安徒生小镇,也没忘记吐槽世界第一坑景点小美人鱼;晃晃悠悠走过阿姆没上班的红灯区,却了了见见梵高那个小个子的心愿;在巴萨看过爱琴海的日出,云彩染成凤凰,想起的却是冰岛黑沙滩的那一晚昏天黑地的暴雨,而只剩下山上教堂的最后一盏灯指引着远离海浪的方向;还有10月份就下雪的新天鹅堡以及没能完成的《戏梦巴黎》那样在卢浮宫奔跑……我在最好的年纪看到了世界的样子,推开了小径分叉的花园的大门,却也深知自己再也没力气敲开深处小屋的柴门;所以也就像玛丽雪莱一样在脑子里生产了一个怪兽,也改变了后来的世界线。

回归以后第一次觉得前两年为了GPA奋斗的日子换来的是GPA再也不应该是生活重心的觉悟。所以花了最后一个学习的学期read
for
fun,也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学期,当然GPA缓缓下降,慢慢都为出国的困境埋下伏笔。每个人交流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写了篇《欧洲零余者》聊聊平等,后来觉得倒不如当时勤奋点,多写点游记啊,日常啊,留着回忆,而不是用来遗忘。

理想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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