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科研管理方式却让很多人伤不起,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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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摘掉科研人员的“紧箍咒”?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本性”是指它的学术习气、学术霸权,也包括某些学术制度,例如评价制度,不是指它的全部内容,它的内容包含科学的、理性的部分,那是应该肯定和学习的。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园地里争奇斗艳呢“紧箍咒”是什么?最后,更有甚者,一些不明就里者径直把“标准化”“接轨”当作学术性、学术水平、学术精神本身,这就谬之千里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是特立独行,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我们今天讲实事求是,没听说中国学术中哪一个是“标准化”创造出来的。中西之间不相互借鉴、相互推动,其实既不利于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也无助于西方学术的发展。

两会中,科技创新发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这的确是一道福音。然而,现行的科研管理方式却让很多人伤不起,对于希望大展拳脚的科研人来说,头上的紧箍咒似乎并没有松动的迹象。

学术;创新;标准化;接轨;独立自主;孙悟空;中国社会学;公认理论;需要;林南

行政化:就是要套住你

只有重视并解决中西古今问题,中国社会学才能顺利地自主发展、自主创新。如今,我们已经进入强调自主创新、非自主创新不可的时期。不仅是社会学的前辈们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其他学科也马蹄声急。现在,科学技术界非常强调自主创新;企业界已经从市场竞争中得到深刻教训——是否掌握核心技术决定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兴亡。对于社会学而言,相当于“核心技术”的是什么?就是独立自主地提出的关键概念和理论。

“尽管国家一再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但作为一线人员,我怎么感觉头上的紧箍咒好像越来越紧了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超觉得,现在很多的制度规定,不是让人越来越敢干,而是越来越不能干。

在许多社会科学领域,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修正的“偏差”

比如,在大学和科研院所里,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去行政化的问题。“现在所有的工作步骤都是按官员的方式来管理,科级干部、处级干部、校级干部,一级管一级,界别很清楚。”王超说。

美籍华人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在《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一文中指出:由于历史经验,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领域里,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由于科学实践的规范性和制度化的酬赏体系,使得巩固、维护公认理论形成一种很强的趋势……由于历史和制度的限制,东方和其它地区的社会学研究在本质上趋向标准化:即证明及应用公认理论……我们该如何实现理论“突破”?或者,用一个熟知的中国故事打个比方:聪明能干的美猴王总在唐僧的咒语和控制之下。只要唐僧认为孙悟空的行为越轨了,他就念咒勒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使孙悟空疼痛难忍,并迫使他立刻循规蹈矩。只有这样,孙悟空才能得到嘉许。我们是否都要屈从美猴王式的命运?

这样管理的确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一位政协委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大学的学院院长向校领导询问自己可不可以不要处级官职,只保留学术职务,可得到的答复却是,不要不行。“他们说‘学校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套住你们’。”这句话,被该位委员连续提了4次。

我在《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中的回应也表达了一种忧虑: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反映出一种偏重北美或西欧传统的种族中心主义。西方传统被看成参照物而其他传统被视为需要加以特殊说明和修正的“偏差”。林南教授担任过美国社会学会会长,体验是最深刻的,像他这样温文尔雅的学者,使用了“征服欲和文化殖民”这样严厉的词语,是因为只有这种词语对刻画西方学术的本性才是恰如其分的,而不是尖刻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学术本性”是指它的学术习气、学术霸权,也包括某些学术制度,例如评价制度,不是指它的全部内容,它的内容包含科学的、理性的部分,那是应该肯定和学习的。

“真不知道我们把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贯彻到哪里去了。”王超坦言,现在很多科学工作者都变成了会计预算家、行政政治学习家,就是不做科学工作。

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推陈出新,在世界学术园地里争奇斗艳呢

除此之外,行政权力也在干扰着学术环境。“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多少学会的会长是搞科研的,很多都是为退休官员专门安排的职位。”王超无奈地说。

“紧箍咒”是什么?就是林南教授所说的“标准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努力要“接”的某些所谓的“轨”。西方人强调“标准化”,目的很明确,正如林南指出的是为了巩固和维护西方“公认理论的优势地位”。那么,我们去努力地与人家“接轨”,又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发展中国社会学,认为“接轨”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接轨”必须是双向的。双向接轨,不是一方单向地去遵从另一方,不是消灭多元,追求单一化,而是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和而不同。这就是艾森斯塔德讲的“多元现代性”,也是费孝通讲的文明的“多元一体”“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样,文明才能保留丰富性,“接轨”才有意义。

“在学会任职的一般都是重要的领导。很多学会还想出很多名头来对接,什么战略的、产业的、联盟的。这些人不是靠知识或专业来提供服务,而是靠行政职位去取酬,这是有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王光谦指出,如果能去掉身份,不与行政级别挂钩,那么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其次,“接轨”要往什么时候的“轨”上“接”?例如,美国社会学是在宏观理论已经有了,中观理论也有了,需要再往微观上深入时,人家才批判“大理论”。我们呢?中国社会学的宏观大理论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就紧跟着人家去找细微的所谓有味道的问题,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需要研究,也不是说“小题大做”有什么不好,而是说,要接轨,先要考量一下时间、地点、学术阶段的需要。不然的话,没有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就只能落得用中国的微观材料去验证西方的“公认理论”,怎么可能摆脱附庸地位?

发论文:别老拿SCI说事儿

再次,“接轨”要以创新为基础和前提。阎锡山统治山西省时,为了保护地方利益,把娘子关以内山西境内的铁路都搞成窄轨的,外面的火车就开不进去。现在我们讲西方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要接轨,怎么个接法?把中国的铁路都拆掉?这个办法太笨了,成本也太大;把西方的火车全改装?那成本也太高。拆铁路和砸火车都是破坏性的,不具有建设性。要建设,就不能采取这么简单的办法,就要想办法搞创新,例如搞个转换装置。什么叫学术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创新就是发明一种“转换装置”。可见,接轨不是照搬,而是创新;不是单一化,而是丰富化;不是砸烂,而是建设。

“中国的学术期刊在国际上的处境很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对于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在乎的往往是文章是否发在顶级杂志上,而不是关心文章的内容和质量究竟何如。

最后,更有甚者,一些不明就里者径直把“标准化”“接轨”当作学术性、学术水平、学术精神本身,这就谬之千里了。学术本质上是一种智力的自由创造,如果能够标准化生产,那就不是学术,顶多是制造铆钉。就连高级的制鞋匠都讲究要适合脚型,因人而异,何况学术创造呢?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是特立独行,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我们今天讲实事求是,没听说中国学术中哪一个是“标准化”创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也有优秀的学术传统,为什么不可以推陈出新,让花朵绽放,在世界学术园地里争奇斗艳呢?

其结果是,很多科研工作者辛辛苦苦做出的研究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和认可,甚至,很多学校还会善意地给出一份清单,比如,在学校评职称的时候,文章发在哪些杂志上才是算数的。

解决不好中西古今问题,又哪里能有独立自主

“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了,评价所有科研人员最重要的就是SCI,根本不在乎解决了什么问题。”王超说。

诚然,中西之别,看从什么角度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就说过“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的话,他说的“本无中西”,是本“应”无中西,本“该”无中西,因为既有西学东渐,也有中学西渐。我们承认有“分别”,但绝不是主张故步自封,而是主张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同样,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规范”,我们显然也不是否认任何“规范性”,问题在于所谓向“标准化”“接轨”,是用单一化取代多样化,根本谈不上平等包容,只能失去自我。中西之间不相互借鉴、相互推动,其实既不利于中国学术的自主创新,也无助于西方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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